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纠正党内不良倾向的重要方法■◆■。1929年7月红四军第三纵队政治部编印的《党员训练大纲》专列一节“怎样批评■★■■”★■，为根据地党组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供了方法指导。1930年10月发出的《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告书》强调：◆◆★“现在，我们号召全党和各级党部，根据这种精神■★◆■，坚决的实行对于工作的检查实行自我批评。”
这一纪律体系始终秉持通俗易懂原则■★★■◆，语言表述根据实践不断优化：将“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演变为◆■★■◆◆“一切缴获要归公”，■■■★◆“上门板”“捆铺草”调整为“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最终形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调查研究不仅可以了解民情◆■■★◆◆，还可以及时纠偏★★★■，及时解决问题■■◆★★★。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注重通过调查研究及时发现工作中的问题。在中央苏区进行了大量的实际调查，如仁风山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开创了中国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注重调查研究的新风。如于都县罗坊区三门滩乡在推销经济建设公债时，发生了摊派◆◆、命令、强迫等问题◆◆■◆■，“该区委★■、区苏感觉到这问题的严重★◆★■，立即派人到该乡调查，明了真相后■■◆★，当即召集全乡党团员及全乡代表大会■★，严格指出该乡苏李汉盛官僚主义及摊派命令强迫方式，给了无情的打击不（到）二天的时间，该乡劳苦工农群众自动的推销经济建设公债一千余元，集中现金九百余元”。
中央苏区时期，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带领广大军民发扬争创一等工作的精神，以蓬勃的革命热情、昂扬的革命斗志，踊跃支前扩红、发展生产，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
纪律严明是中国和红军赖以生存发展的根本。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将不侵犯群众利益作为全体官兵必须遵守的铁律★◆★，其形成过程彰显了党的自我革新精神。1927年秋收起义后，在荆竹山雷打石首次宣布“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三大纪律；次年攻克遂川时，针对群众反映的门板归还、铺草乱扔等问题，补充“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六项注意◆◆。至1929年6月红四军新泉休整时★■★◆◆■，根据军民互动中暴露的如厕、洗浴等新问题，形成包含■■★■◆“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的八项注意。
中央苏区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坚持“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标志着思想的初步形成■◆★★◆■。
实行党内自我批评，是保障党正确路线执行、推动党的进步的最有力的方法。这可以防止党内腐化官僚化和其他一切怠工消极不正确倾向与现象的产生与发展■★■。自我批评的内容也会登上机关报，作为警示◆■。如在《粉碎贪污腐化官僚主义傅禄的自我批评》一义中，傅禄自我批评说：◆★“在三月中间就是(有)贪污腐化官僚主义实际表现，例如去买米及买菜就私用了公家四块多钱，拿去买表及吃东西，在工作中是不积极的■★■★◆★，而是消极怠工，对一般的工作不负责任■★★■◆。”他将发生这些错误的原因归结为“对目前政治不深刻认识”◆★★。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苏区的党员干部及时查找自身是否存在的问题，对党的作风建设大有裨益。
中央苏区时期■■◆★，针对少数党员干部工作中存在浮于表面★◆、不务实效以及官僚主义★■★、等问题，党和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举措，锻造了一支政治坚定、能力突出的干部队伍。他们扎根基层一线★★，心系百姓疾苦，秉持艰苦奋斗精神■★■◆■◆，以“自带干粮去办公，穿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的优良作风，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
先进典型可以起到带头作用，中央苏区党的作风建设尤其重视树立典型。强调：“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在战争突击动员方面■★★◆，《红色中华》刊文对十二月突击月的动员成绩进行表扬：“在兴国，瑞金◆◆★，西江三县造成了不但完成而且超过原定数目的光荣成绩。”同时，把西江突击队的成功经验总结为：◆◆■◆“布置了具体的突击中心”,“反机会主义斗争开展了”，■★“抓住了干部动员了群众”。“在秋收动员方面★◆■★■,《红色中华》刊文指出：“最好的是沙溪区，他们是在各乡组织了秋收队适当的调剂，因此，虽然秋收紧迫时也不感觉人力的缺乏与空闲，沙溪区的秋收是很迅速地完成了，其次就是潭头■◆★、良村等区。”